苏格拉底之死的价值
1、苏格拉底之死的价值判断
(1)、哲学作为一种智慧可能是人类最好的创造，而这种“最好的创造”却可能成为“好的创造”——政治的创造的敌人。再好的社会，再好的政治比起个人来可能还是不够好，达不到极其优秀的个人所能达到的高度。正如我们说一支舰队的速度就是最慢的那只舰船的速度。
(2)、第三个问题就是苏格拉底有没有可能不死？确切的说，他有没有可能不通过那样的方式为法律处死？换句话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哲学与民主之间的冲突能否得到化解，至少是缓解，还是说二者总是会保持某种紧张状态？哲学家的合适地位是否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像《理想国》所设想的那样为王，要么沦为阶下囚？
(3)、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他确实不在乎死，但不是要有意去死，那苏格拉底为什么不肯逃走呢？斯特劳斯在《什么是政治哲学》中有一句话说，苏格拉底宁愿为了在雅典保护哲学牺牲生命，也不愿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把哲学引进克里特(意指流亡)。
(4)、“恕难从命！”他回答道：“只要我的良知还在敦促我向前，只要那微弱的心声还在提醒我把理智之道展现于人前，我便会继续提问、说教、争辩，把一切倾囊相授，无惧人言。”
(5)、他瞧不起财富、权力，他一生都在讥嘲世界。他的学问是很谦卑的，可内心却是骄傲的。另外他为了验证那条神喻不断找人谈话，其间得罪了许多人，而且主要是那些当时公认的有权力有智慧的人。
(6)、在一次极好的机会中，他表现了他在何种程度上超越了恐惧与人类的弱点，表现了他神圣的死”。但我想情况好象并不完全是这样，我们可以读一下柏拉图记述的苏格拉底在最后的日子里的四篇对话，第一篇是《游叙佛伦篇》，发生于他在被起诉之后，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忧虑、忧伤，甚至是惶恐不安；
(7)、因此，如果死就是这么一回事的话，我说它是一种收获；因为，一切的未来只不过像一个无梦的夜晚罢了！
(8)、在当时的雅典，他怎么也算不上一个成功者，人们嘲笑他整天在外谈话，却不知道自己的下顿饭从哪里来。这些都是对他不利的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围绕着他已经有许多非议了。
(9)、我们现在可能觉得这是个很大的事件，成为一个两千多年来的话题，但是当时的雅典人可能只是觉得一个爱在街头唠叨的老头死去了。
(10)、也就是说，古希腊的理性主义的文化，和基督教的启示的文化，这两者的合流构成了现在的西方文化主要的源流。
(11)、第四种德性就是公正。公正可以作为德性的总名，但这里主要指政治生活里的一种德性。我们可以举出两个例子说明这一点。
(12)、首先，苏格拉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古希腊是个推崇德性而且是复数的德性的时期，用西方伦理学家麦金泰尔的话来说，这里所说的德性，不是狭义的、仅仅是伦理的、道德的德性，而是一种多方面的卓越、优越、优秀，或者说出众。我们现在就从人格、德性这个角度来谈谈苏格拉底是个怎样的人。
(13)、这也许是因为哲学是个人的事，而政治是众人的事，所谓众口难调，它就必须要有妥协，必然存在缺陷，尤其是一种小城邦的、没有什么距离的、直接的民主政治就更不容有多少个人的反省的空间。
(14)、但寡欲并非是因为他瘦弱不堪，有人说他长的看起来简直就是“欲望之神”——眼睛突出，扁鼻子，大嘴，矮胖，他自己也说，如果不是献身哲学的话，他的相貌就暴露了这些欲望的特征。
(15)、苏格拉底在服刑时，心情是矛盾的。他一方面不服法庭的判决，一方面又不愿逃走，表示服从法庭的判决。他的学生、朋友都劝他逃走。他却以公民应忠于国家为理由而加以拒绝，他说，如果法庭的判决不生效力，国家就不可能存在。公民是国家所生、所养，受国家的教育，理应事事听从国家。儿子只能以德报答父母，不能以怨报答父母，不管父亲如何对待自己，不能以拷打还拷打，以恶言还恶言。一个人被判死刑，不服刑，用逃跑的方法来毁坏、颠覆国家和法律，是不能允许的。苏格拉底既要坚持自己的信仰，又要服从国家的法律，于是只好在狱中饮鸩而亡。他为真理而引颈就刑，引起后人对他产生无限的崇拜.
(16)、这个塌鼻梁、不修边幅的小个子白天在街头巷尾与无业游民争辩，晚上回家听妻子唠叨。苏格拉底一生清贫，对谋生之事不甚在意。为了养活一大家子，他的妻子不得不帮人洗衣以帮补家计。他曾多次参加远征，也曾多次上阵杀敌；他做过雅典公民大会的议员，也是不少著名学者的老师。为了自己的信仰，他宁可慷慨赴死。
(17)、但我想更直接、更明确的是通过我以前所说的两种人类迄今尚未逾越的奇迹来解释——一个是民主的直接性和彻底性的奇迹，另一个就是哲学，从阿那克萨哥拉把哲学带入雅典到最后亚里士多德离开雅典这一百多年间，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大师和诸多的哲学流派，这样一种短时间里出现的哲学的奇迹到现在也没被有逾越。
(18)、雅典人民才有法治的保障。在这个意义上说，苏格拉底必须死，因为雅典的法律需要生存。所以苏格拉底毅然选择了赴死。
(19)、死亡是生命题中应有之义，处在生命的终点，但它不是在终点之外而是在终点之内，在此岸而非彼岸。“死亡”是属于人的现象，属于生命的现象，是生命的一个事件。
(20)、我这才明白了，诗人写诗并不是凭智慧，而是凭灵感。传神谕的先知们说出了很多美好的东西，却不明白自己说的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很明显，诗人的情况也是这样。同时我还观察到，他们凭着诗才，就自以为在别的方面也最智慧，其实一窍不通。于是我就辞别了他们，琢磨着自己比他们高明点，正如比那些政治家高明一样。
2、苏格拉底之死是否值得
(1)、苏格拉底不但教育思想深邃，而且人品高洁。他一生过着极其俭朴的生活，无论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总是赤着脚，他不怕寒冷，纵然是冰天雪地，他也能赤脚在冰上行走。在行军作战中，他也比别人更能忍受饥饿。他平时不饮酒，但饮起酒来，比谁的酒量都大。他很贫穷，但不以贫穷为苦，他所追求的是过有德行的生活。
(2)、其中包含几种关系，一个是少数和多数的关系，也就是大众和精英的关系，还有就是少数之间的关系，少数又可以分成两个方面，即“行动的精英”和“思想的精英”，前者主要是宗教领袖和政治领袖，后者可能就是哲学家和艺术家。
(3)、也有人认为这是一场悲剧，是两种都是正确的东西的冲突——一种是个体的自我确信、主观反思、内在性的精神，另一种是人民的精神，两者都是有价值的，但却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例如黑格尔就如此认为。
(4)、我可以说：你说过我最智慧，可是这里就有一个比我更智慧呀。于是，我就去访问一位以智慧著名的人物，对他进行观察。他的名字我不用说了；这是一位政界人士，我选他来试试。结果，我一开始同他谈话，就不能不想到他实在不智慧，尽管很多人以为他智慧，他也自以为智慧。因此我就试图向他说明，他自以为智慧，其实并不真智慧。结果他恨我了，当时在场的一些人听到我的话也恨我了。于是我就离开了他，心里暗想：好吧，尽管我并不以为我们人中间有谁知道什么真正美、真正好的东西，可我还是比他好一点，因为他一无所知，却自以为知道，而我既不知道，也不自以为知道。
(5)、至于对错褒贬的问题，比如斯通在《苏格拉底的审判》一书中，更多地批评了苏格拉底，但他也反对雅典处死苏格拉底，尤其是以言论罪处死他。
(6)、也就是说，古希腊的理性主义的文化，和基督教的启示的文化，这两者的合流构成了现在的西方文化主要的源流。
(7)、在这场冲突中，可以说苏格拉底几乎是孤立无援的，我们只要看看控告他的三个代表人就可以看到——分别是诗人、修辞家、手艺人兼民主领袖。可能在现代社会中艺术家会和哲学家结盟来反对政治家，而在古代雅典，艺术家却是站在政治家一边反对哲学家的。
(8)、总之，苏格拉底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个行动的哲学家，或者说是个话语的思想家，通过语言和对话来思考，而这样一种“思想的行为艺术”的最高杰作就是他的审判和处死。
(9)、在当时的雅典，人们普遍认为智慧是天生的。苏格拉底则认为，知识和美德是能通过受教育而得到的，唯一的困难是缺少既懂美德的概念又能将它教给别人的人。尽管他认为自己没有智慧，不足以施教于人，但却甘愿去尽一个社会道德教师应尽的义务。经常同青年交往接触，教育引导他们。在实践中，苏格拉底形成了一种很独特的教育方法，其基本原则是；回答问题必须非常简洁，明快干脆。回答对方所提出的问题，不能是提出别的问题，不许反对对方的问法。两个人可以相轮换提问，但须双方都同意。这种方法包含有辩证的色彩，能帮助对方纠正错误观念并产生新的艺术。整个过程仿佛产婆帮助孕妇生产下婴儿一样。它分四个步骤。一是讥讽，即通过不断提问，使对方陷入自相矛盾之中，承认对这个问题一无所知。二是助产，就是帮助对方抛弃谬见，使他们找5U正确、普遍的东西。换句话说，就是帮助真理产生。苏格拉底曾经对朋友说；我母亲是产婆，我向她学到了接生术。所不同的是，她是肉体的接生者，我是智慧的接生者。三是归纳，即从个别事物中找出共性，通过对个别善行的分析比较来寻找一般美德。四是定义，就是把单一的概念归纳到一般的东西中去。有一个故事，生动地反映了这种方法的应用过程。
(10)、苏格拉底的父亲是一位雕刻匠，他子女众多却收入菲薄。因为没有办法负担两千元一节的课程，苏格拉底从小没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但在年少的苏格拉底看来，追求纯粹的真理和研究无用的科学现象简直是浪费时间和精力；他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培育自我的信念：不懂几何学没关系，叫不出彗星或行星的名字也不碍事，反正这些外在的东西于个人灵魂的提升无益。
(11)、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观念的死亡意识活跃地在生活中起作用。而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都是在向死而生，不仅个体如此，群体亦然。动物虽然也是向死而生，但它没有这个意识，正像帕斯卡尔所说的，人唯一高于其它动物的地方就在于他知道自己有一死。
(12)、其中主要有三个问题：第苏格拉底是怎样的一个人；第他遇到什么样的麻烦而遭到处死，这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冲突？第他有没有可能不死？
(13)、苏格拉底与柏拉图也许都看到了当时雅典民主政治的这一弊端，所以对民主政治总有一种“有如锦绣衣裳，五彩缤纷，看上去确实很美”〔6〕之类的揶揄式赞美。如果能够消除民主政治简单多数这一毛病，他们这种揶揄的赞美肯定就会转为由衷的感叹。苏格拉底之所以声称自己是城邦的牛虻，到处叮人，正是为雅典简单多数的民主政治开出的药方。他要做一个雅典民主政治的反对者，不断挑战那种简单多数的民主过程。从这个角度而言，苏格拉底不仅不是斯东所言的远离城邦政治的孤零零的个人，相反相比于那些为他人所左右而盲目参与投票或表决的公民，苏格拉底更是真正触及到了民主精神的脉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民主参与者。
(14)、他说：“世人无权随意左右或强行夺去他人信仰的自由和思考的权利。人只要坚守善本，即使没有朋友的认同，没有家庭或物质的支持，也足以俯仰无悔于天地。然善本乃世之大道，只能通过反复深入的研究才能悟明，因此世人应拥有自由讨论所有问题的权利，且不受政府或权威的干预。”
(15)、第他可以在被起诉之后放弃自己的观点，甚至设法赢得人们的同情，这样他可能也不会被处死；
(16)、有时候，他在集市上看到琳琅满目的商品，便会对自己说，没有这些东西我照样生活。而且他的生活很有规律，所以他逃过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的两次瘟疫。
(17)、每当谈论起世界文明的停滞不前或希腊文明的不进反退时，人们总会以苏格拉底的不幸为例来佐证雅典人的冥顽不灵。如今，经过翔实的考察和研究，我们对苏格拉底，以及他的生前身后之事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位街头演说家虽然有点招人厌烦，却才华横溢，他用追求学问的一生致敬公元前5世纪在希腊盛行的思想自由精神。因为当时的老百姓还相信神明的存在，于是苏格拉底便自称神的使者，能预示以何事不当为。虽然大家不能完全理解他所谓的“灵迹”，却知道他对常人视作神圣的东西嗤之以鼻，对传统习俗置之不理。最后，当政者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了这位饱学之士。
(18)、苏格拉底一生中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但他没有著作，其言行都是由弟子柏拉图等人所汇编的对话。
(19)、然而，当陪审法庭以微弱的多数判决苏格拉底的死刑之后，苏格拉底却坦然接受，并且对克里托这些学生所安排的越狱计划断然加以拒绝。苏格拉底提醒学生们注意，人无论受到什么样的挑衅都不可以对任何人作恶或伤害别人，因为以牙还牙、通过报复来保护自己，都绝不可能是正确的。我们过去生活在雅典城邦法律的荫庇之下，那就是有约在先要做城邦的成员，服从城邦的法律是我们必须履行的义务，无论这一服从带来的是伤害还是好处。如果用可耻的方式逃跑，以错还错，以恶报恶，践踏自己与城邦订立的协议和合约，“那么你伤害了你最不应该伤害的，包括你自己、你的朋友、你的国家”〔2〕。苏格拉底坚定地认为，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法庭上，或是在任何地方，我们都必须做自己城邦或国家命令我们做的事，如果我们觉得这样做不对，就得按普遍的正义去加以说服，而不是使用暴力去反对自己的国家。
(20)、对于这样的结论，美国二十世纪著名的新闻出版人I·F·斯东是不大乐意接受的。他在《苏格拉底的审判》一书中详细搜罗了关于苏格拉底之死的轶闻趣事，认为是苏格拉底在哲学的三个根本问题上与其所在的雅典这一城邦的多数同胞有着深刻的分歧。正是这些分歧导致了苏格拉底的死亡。他认为第一个也是最基本的一个分歧在于，雅典人乃至希腊人皆认为人类社会群体的性质是一个所谓的polis，即自由城邦，而苏格拉底则认为是由一个“知道的人”进行统治的一伙人群。他说苏格拉底主张由“那个知道的人”进行统治，这倒是事实，也是苏格拉底及其学生柏拉图一直坚持的政治理想。但说苏格拉底通过这一理想就否定了雅典当时作为一个自由城邦的性质，却是对苏格拉底以及柏拉图的一种误读。斯东引用亚里士多德“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这一名言，指出polis是自己治理自己的，在这里被统治者就是统治者。简单而言，自由城邦就是民主自治的政治。对于这样的论点，苏格拉底以及柏拉图事实上并无反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所关心的，不是公民们在城邦现实的政治生活中究竟是否行使着选举与被选举之类的自治权利，而是他们是否真正具有行使这些权利的自由意识或意志。当公民们无法从内心做出自己的自由判断，即使其现实中参与了城邦的政治发言或投票，那也并不意味着城邦的政治就建立在自由或自治的基础上。自由或自治不是一张选票就能完全表现出来的，而是体现为公民们是否具备有这样的能力。而要真正获得自由或自治的能力，那么每一个公民都必须努力做到“认识你自己”，这就是一个知识展开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苏格拉底明确主张让“那个知道的人”进行统治，而柏拉图则干脆直接提出“哲学王”的政治理想。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绕开自由或民主政治而简单回复到个人统治的王政，恰恰相反，由于知识展开的过程是个永无穷尽的过程，其间所贯穿的言论自由这一诉求才能真正奠定一个自由或自治政治的根基。
3、苏格拉底之死有何文化意义
(1)、这些小事看起来似乎很平常，但联系到当时许多人为了私欲，贪得无厌；许多贵族安于享乐，不知满足的现实，就可以看出苏格拉底思想的敏锐与深刻了。
(2)、第二个德性是勇敢。在失败中比在胜利中更见勇敢。这时他极其从容和镇定，尤其是撤退的时候，他救过亚西比德，还救过色诺芬，在追兵面前丝毫不慌乱。
(3)、已到了我们要分开的时刻了——我将死，而你们还活下去，但也唯有上帝知道我们大家中谁会走向更好的国度。
(4)、苏格拉底虽然其貌不扬，但却天资聪明，勤奋好学，不久就成了一个很能干的雕刻匠。他创作的标题为“欢乐三女神”的一组群雕，曾被放到雅典的卫城上。
(5)、看守让他四处走动，以使药性慢慢发作。当他腰部以下已经没有知觉的时候，他对一旁的朋友克里同说：“我们应该还给阿斯庇俄斯(医疗之神)一只公鸡，记住这件事，千万别忘了！”
(6)、 早期的希腊文明与其他民族的文明起源一样，对于世界本原的解释往往总是诉诸超越自然世界的神圣力量，经历了从神话到多神崇拜的宗教这样的历史过程，几乎每一个城邦都为自己规定了一个有序崇拜的“神谱”。苏格拉底对那种停留在表象世界的自然神崇拜(如认为太阳是神)，当然认为是荒诞不经的。因为在苏格拉底看来，对于自然神的顶礼膜拜，无异于取消了人类理性力量的根基。而对于超越简单的表象世界、以超越自然世界的神圣力量作为世界基础的宗教，苏格拉底也是与其分道扬镳的。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召唤下来”，正是要确立人类理性认知的力量。所以，哲学能够达到并揭示的真理尽管与宗教有着很大的一致，是隐秘的，并且暗藏于不可见的世界中，“但是哲学将神秘的事物公开化。它不是将神秘之物当做不可言说的幻象，而是把它变为公开讨论的对象。通过自由探讨、争辩或教学，神秘的理论转变成一种旨在为所有人分享的知识。因此，哲学所强调的真正实在并非神话中的超自然物的继承者”〔1〕。苏格拉底正是努力寻找这一真正实在的冒险家，如果说他不相信神，那是对的，因为他的确不相信那些停留在表象世界的自然神，换句话说，他不崇拜偶像。
(7)、德谟克利特把怕死的人叫做“蠢人”，并宣称“愚蠢的人怕死。”(9)塞涅卡在《论幸福》中说：“只有在死的条件下我们才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在他看来，认识了死亡是新生的必要条件，就会滋生对死亡的冀望和追求心理，对死亡的恐惧心理就会化为乌有。在费希特看来，一切死亡都是诞生，正是在死亡中可以明显地看到生命的升华。费希特说：“在自然的人常常视为罪过的那一切事情中，死亡对我来说是最微不足道的。我根本不会对我自己死亡，而只会对别人，对那些依然留下来的、我脱离其结合的人们死亡，对我自己而言，死亡之时就是一种崭新的、更壮丽的生命诞生之时。”(10)黑格尔哲学把死亡看成是对生命的扬弃和提升。亚历山大•科耶夫在他的《『黑格尔读本』导言》中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或人类学归根到底是一种死亡哲学。”(11)这是因为在黑格尔那里，精神这一黑格尔哲学最基本最高贵的概念自在地就是运动，就是自身返回到自身的运动。精神何以能够自身回复到自身？这就要靠它自己内蕴的否定力量。离开了精神的自我否定，就没有精神的自我超出，就没有精神本身。精神所拥有的这种自我否定力量不就是死亡吗？正因如此，精神生活既是充满否定的生活，也就是充满死亡的生活。他在《精神现象学》里强调说：“精神的生活不是害怕死亡而幸免于蹂躏的生活，而是敢于承当死亡并在死亡中得以自在的生活。”(12)真正的精神生活必定要求具备一种敢于承担死亡的勇气。所谓承担死亡就是不要害怕死亡，也不要躲避死亡，要敢于直面自己应当被否定的方面，敢于去否定自己应当被否定的方面，不管自己经受怎样的风险和精神痛苦也在所不辞。这与中国伦理学“贵生”、“乐生”很不一样。中国古语说：“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经》)，指的是宇宙间最高的法则是生命法则。
(8)、? 我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试探和劝导你们上，不论老少，使你们首要的、第一位的关注不是你们的身体或职业，而是你们灵魂的最高幸福。
(9)、即使是在它们各自最好的形态中，可能还是会发生冲突，除此以外，我还想说，这种冲突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根深蒂固，它深深地植根于人性之中，一方面人不可能不结成共同体生活，不能不建立某种政治制度，但是另一方面，人又有一些天赋的差别，尤其是志趣和追求的差别。
(10)、根据当时雅典法律规定，处死犯人的方法是赐以毒酒一杯，在处死前关押的一个月中，法庭允许犯人的亲友探监。去监狱探望苏格拉底的青年中有位名叫克里同的青年问苏格拉底有无什么遗言时，苏格拉底回答说：“我别无它求，只有我平时对你们说过的那些话，请你们要牢记在心。
(11)、如果不是三十僭主制很快垮台，他很可能在那时就丧命了。可见，无论是民主统治还是僭主统治，只要是出现了不公正的事情，他都认为应该去抵制。
(12)、下一步，我要向你们预言到底是谁判我的罪，及你们未来的命运如何；因为人在将死之际，通常就成了先知，此时我正处于这种情况。
(13)、在当时的雅典，他怎么也算不上一个成功者，人们嘲笑他整天在外谈话，却不知道自己的下顿饭从哪里来。这些都是对他不利的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围绕着他已经有许多非议了。
(14)、但不管怎样，苏格拉底确实可以不死，但他毕竟死了，而他的死却胜过了生所造成的影响，就像一粒麦子死了以后，掉进土里，才生出许许多多的麦子来。他失败了，但也成功了，他死去了，但精神是永远存在的。
(15)、〔1〕(法)让－皮埃尔·维尔南：《希腊人的神话和思想——历史心理分析研究》，黄艳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23页。
(16)、刚才我说到的两个奇迹，两个迄今没有逾越的奇迹，即民主的奇迹和哲学的奇迹，这可能是雅典提供给人类最好的东西，但恰恰是在这两个最好的东西之间发生了冲突，而苏格拉底就死于这场冲突，所以这不是一个单纯的褒贬问题，而是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这个在最高的层次上发生的悲剧，并帮助我们认识两者的性质。
(17)、还有人认为他主要死于法制，这并非民主之罪，而是雅典的公民法庭存有很大的缺陷。但是事实上，雅典的法制、公民法庭都是民主制度的集中表现。雅典的民主一方面体现在公民大会上，另一方面就体现在大小不等的公民法庭上，那么这就不仅仅是法制的问题，还是民主的问题。
(18)、第二篇是在法庭上，他多少表现得有些犹豫，比如同意交纳一定的罚金，也就是说，如果有活的机会，他也不拒绝，虽然他可能已确实不在乎死，但并非一心一意要趋向死亡；
(19)、一种意见认为这是一种民主和自由的冲突，或者说是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现代自由与古代自由之间的冲突。现代自由主要是良心、信仰、言论、人身财产这方面的自由，古代自由主要是指政治自由，也就是说他的良心、信念和城邦的法律、社会的习俗发生了冲突；
(20)、他也不怎么喝酒，但如果让他喝，怎么也不会醉。至于住，也是很简陋的，亚西比德是个富裕的美少年，有一次，他想送给苏格拉底一大块地来盖房子，但苏格拉底不肯接受，他说，假如我需要一双鞋子，你却提供给我一张兽皮，这不是很可笑吗？
4、苏格拉底之死体现了什么
(1)、通过与神的比照与区分，可以发现，对于人来说，死是必然的。这是人类自我认识的第一步。通过与物的比照与区分，可以发现，对于人来说，死是幸福的。这是人类自我认识的第二步。仅仅进展到人与动物这种区分，对人的认识显然还是不完整的。人要做到彻底地认识自我，还必须进一步将人与人自身加以比照与区分。人的世界的建立和历史的发展不是通过人与动物的分离，而是通过人与自身的分离而实现的。这种分离就是人与自身的区分，即与人自身的现实给予性的区分。(37)
(2)、在雅典的荒烟蔓草里仿佛游荡着一个光辉的身影，苏格拉底，这个不死的灵魂在永不疲惫地捎带着神的圣谕，不住地向来去匆匆的人们发送着理性的光环。他是一个出身于雅典中产之家的公民，父亲是雕刻匠，母亲是助产婆。他出生在希波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时刻，成长在伯里克利的盛世，当时正值智者从全希腊各地云集雅典，给民主制度雅典带来了许多新知和自由论辩的新风尚的时期。
(3)、老子的辩证法思想在军事战略战术的运用方面也很突出。在战术上，他主张“以奇用兵”，还要注意“将欲弱之，以固强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在战略上 ，他提出“柔弱胜刚强”的指导思想，他说天下没有比水更柔弱的东西，但攻坚的力量莫过于它。这种战略思想有防止盲目骄傲的一面，但也具有极大的片面性。
(4)、公元前399年6月的一个傍晚，古希腊“三大哲学家”之首的苏格拉底饮下毒鸩，就此睡去了。苏格拉底是西方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因为思想和言论、执着于真理而被处死的哲学家。
(5)、而苏格拉底的智慧是一种哲学的智慧，或者说是一种反省的智慧，苏格拉底在哲学方面的探索也是开始于对自然的探索。
(6)、公民们，即便你们觉得我下面的话很夸张，也请你们安静地听一听，因为那话并不是我说的。我要告诉你们，那是一位值得你们尊敬的人物说的。我要为你们引一位值得信任的证人来作证。这就是那位德尔斐的神。他会告诉你们我那点智慧是属于哪一类的。你们一定知道凯勒丰；他是我自幼的故交，也是你们的朋友，因为他曾经同你们一道被流放，也是同你们一道回来的。这位凯勒丰的性格，你们都知道，是做什么事都很急躁的。有一回他跑到德尔斐，冒冒失失地向神提出了一个问题，请不要打断我的话，他求神谕告诉他有没有人比我更智慧。女祭司传下神谕说，没有人更智慧了。凯勒丰本人已经去世了，可是他的兄弟在这里，可以证明我说的是实话。
(7)、还有人认为他主要死于法制，这并非民主之罪，而是雅典的公民法庭存有很大的缺陷。但是事实上，雅典的法制、公民法庭都是民主制度的集中表现。雅典的民主一方面体现在公民大会上，另一方面就体现在大小不等的公民法庭上，那么这就不仅仅是法制的问题，还是民主的问题。
(8)、苏格拉底的母亲是一个接生婆。他从小跟着母亲到别人家去接生，帮助递递器械，打打下手。这一段生活经历在苏格拉底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从助产中得到了启迪，创立了一种教育方法。他称其为“产婆术”。
(9)、但对于那些赞成我无罪的人，我愿意趁此时法官正忙着，我还有赴刑场之际，跟你们谈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在我死前陪着我吧！
(10)、雅典的公民们！我得到那个坏名声，只是由于我有某种智慧。你们要问，是哪一种呢？我说就是人所能得到的那一种。也可能我确实有那样一种智慧；至于我刚才提到的那几位所具有的，我想也许可以称为超人的智慧。我想不出别的话来描述它，因为我自己根本不想要它。谁要是说我想要，那是造谣，是对我的诽谤。
(11)、苏格拉底申辩最后一句话是：“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但是无人知道，谁的前程更幸福，只有神才知道。”苏格拉底不仅追求生的意义，也追求死的意义，他的那种死亡方式：对轻薄指控者、无良审判者、不义判决书的嘲弄和对死亡世界神话仙境般的素描。
(12)、况且他们已经目睹了太多人的死亡，当时正值长达近30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之后，瘟疫、远征使大量的人死去，尤其是年富力强的人，加上战争之后又有内乱，以至于雅典人对死亡已经习以为常了，所以的确不太会为一个只在街头饶舌的老人的死亡感到悲哀。
(13)、在这场冲突中，可以说苏格拉底几乎是孤立无援的，我们只要看看控告他的三个代表人就可以看到——分别是诗人、修辞家、手艺人兼民主领袖。可能在现代社会中艺术家会和哲学家结盟来反对政治家，而在古代雅典，艺术家却是站在政治家一边反对哲学家的。
(14)、也就是说，在他的死亡过程中，没有看到任何痛苦的挣扎、侮辱，以及任何让身体蒙羞的东西，他的死是很平静的。他是70岁的老人，已经接近其天年了。
(15)、据说他的妻子脾气不好，经常辱骂他，有一次用一盆脏水把他淋得透湿，结果他说：“这很正常啊，雷霆之后必有暴雨！”有时候，一些辩论不过他的人会气急败坏地打他一耳光，而他会充满同情的说：“他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还有人会踢他一脚，别人让他去报复，可他却说：“如果驴子踢了你一脚，你会去报复吗？”，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个幽默大度的人，这些德性本来可以使他不得罪人的，而最后他却被处死，这说明他还有些不利的因素，这些因素是什么呢？
(16)、也有一种意见认为，这是哲学和政治的冲突，比如列奥•斯特劳斯就持这种观点：苏格拉底用死来为哲学辩护，他做了最高尚的选择。还有人认为这是个人与城邦的冲突，是一种正在苏醒的个人意志和个人信念与小范围的城邦的直接民主和法律之间的冲突，这是从主体上来说的。
(17)、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观念的死亡意识活跃地在生活中起作用。而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都是在向死而生，不仅个体如此，群体亦然。动物虽然也是向死而生，但它没有这个意识，正像帕斯卡尔所说的，人唯一高于其它动物的地方就在于他知道自己有一死。
(18)、颇为有趣的是，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下，苏格拉底仍满怀激情地舌战群儒，让大部分法官越听越想放他一马，但前提是，他得改掉那喜欢争辩和说教的坏毛病，并承诺此后不再干涉别人享乐或无休止地给人提问题。
(19)、在这一点上，我似乎比他稍有高明之处。后来我又访问了另外一位更加自以为智慧的人，结果也是一模一样。于是我有树立了一个敌人，他身边的许多人也都成了我的敌人。
(20)、问：雅典这种大多数人参与的直接民主会不会导致多数人的暴政？
5、苏格拉底之死的价值是什么
(1)、但他后来对民主制也有了越来越多的批评，雅典的民主兴起于公元前6世纪，鼎盛于公元前5世纪，而衰落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即公元前5世纪的末叶，而苏格拉底本人的一生恰恰经历了民主制度由盛转衰的过程，所以有人说他并不是对民主知道的太少而是太多。
(2)、这样，哲学，确切的说是苏格拉底反省的哲学就与雅典的民主制度发生了冲突，这种冲突也意味着哲学与行动，彻底与妥协，完善与缺陷这样一系列的冲突。
(3)、但是他的生活非常节制。当时希腊盛行“男风”，像亚西比德就非常俊美，人们经常开玩笑说他就是苏格拉底的爱人，而亚西比德自己也动了心，有一天晚上就故意和苏格拉底待在一间屋子里，但结果什么也没发生，就像父子一样。
(4)、我想就是：通过死能够传递许多生的讯息，死亡使我们知道生命应该是完整的，死亡使我们知道人的幸福、德性是要盖棺方能论定的，甚至盖棺还不能论定；第苏格拉底之死可以帮助我们选择人生的道路、职业的生涯，如果你决心成为一个政治家，你要知道政治的限制，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哲学家，或者说爱智者，就要对贫困、冷清甚至是迫害有所准备。
(5)、而苏格拉底比别人又尤其简单，以至于一个智者派的哲学家安提封说，一个奴隶要是像他那样生活也会受不了，甚至会逃跑的。他这样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独立，他把自己磨练得十分清心寡欲，使他贫乏的财力就能满足物质上的需求。
(6)、苏格拉底于公元前469年出生于雅典附近的阿洛佩凯村。父亲索弗罗尼斯科是一个雕刻匠，母亲法伊纳列特是接生婆。苏格拉底生来相貌丑陋，加之家境贫寒，父亲认定他不会有多大出息，就为他选定了一条跟自己学习雕刻，做一名石匠的生活道路。
(7)、据说他的妻子脾气不好，经常辱骂他，有一次用一盆脏水把他淋得透湿，结果他说：“这很正常啊，雷霆之后必有暴雨！”有时候，一些辩论不过他的人会气急败坏地打他一耳光，而他会充满同情的说：“他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还有人会踢他一脚，别人让他去报复，可他却说：“如果驴子踢了你一脚，你会去报复吗？”，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个幽默大度的人，这些德性本来可以使他不得罪人的，而最后他却被处死，这说明他还有些不利的因素，这些因素是什么呢？
(8)、接着他饮下鸩毒，躺在床上，让一切争辩伴随着他最后一口呼吸，尘埃落定。
(9)、在苏格拉底看来，民主本没有什么不好，只是民主不应被简单理解为严格遵循“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没有是非善恶判断的民众自治，不应是被少数利己主义者利用的工具，不应是未经省察的苟同；真正的民主应经受省察，应受到制约，应合乎正义，应体现公众利益，应是“智者(真正的智者，非‘智者学派’)统治”的精英治理，尽管这一民主理念并不完全符合现代民主精神，但与其时的空有民主之名而无民主之实的民主派相比已经很了不起了。
(10)、我们首先说苏格拉底的哲学的研究，或者换一个角度回到刚才的问题：苏格拉底遇到了什么样的麻烦而被处死，他因为什么样的品质、德性而被处死？会因为勇敢而被处死吗？
(11)、第三个问题就是苏格拉底有没有可能不死？确切的说，他有没有可能不通过那样的方式为法律处死？换句话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哲学与民主之间的冲突能否得到化解，至少是缓解，还是说二者总是会保持某种紧张状态？哲学家的合适地位是否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像《理想国》所设想的那样为王，要么沦为阶下囚？
(12)、画面左边一组人物主要描绘亲人们有的陷入深深的悲哀，有的扶墙悲痛欲绝，为了突出苏格拉底不屈不挠为真理而斗争的精神，画家有意在画面前景地面置一打开的镣铐和散落的手卷本，这引起人们对苏格拉底铁窗生涯的想象，增加了对英雄的认识和崇敬。
(13)、在此，我还是想通过哲学与政治的关系来谈这个问题，因为这比较直接明显——苏格拉底是个哲学家，但在政治上却被判处死刑。
(14)、这样看来，苏格拉底与他雅典的同胞们之间的确存在着分歧，但却并不是斯东所指明的那些问题。苏格拉底要做一个特立独行的反对者，他所追求“灵异”的自由意志，确实与雅典那些公民们不可同日而语。而斯东对此似乎缺乏细致的推敲，反而还用言论自由为苏格拉底假设了一篇辩护词，认为苏格拉底本可以这样辩护而获得无罪开释。斯东认为，雅典作为一个民主的自由城邦，言论自由本就是雅典根深蒂固的传统，倘若苏格拉底诉诸言论自由这一精神而对指控加以还击，完全是个极为容易的办法。但是斯东错了，如果苏格拉底诉诸雅典多数人喜闻乐见的言论自由的表象而为自己辩护，那么无疑他就承认了简单多数人的民主，他所追求“灵异”的自由意志就被绑架了。不仅如此，一旦诉诸这个多数人都不能怀疑的言论自由，陪审法庭的判决其实也就在某种程度上被劫持了。苏格拉底不愿意那样做，并不是他真得快七十岁而“活得不耐烦”了，而是他始终坚持自由意志、生死不渝的承诺。斯东最终说：“苏格拉底需要鸩酒，就像耶稣需要十字架一样，来完成一项使命。这项使命却在民主身上永远留下了一个污点。这仍是雅典的悲剧性罪行。”〔7〕其实，并不是苏格拉底这项使命在民主身上留下了一个污点，而是这项使命印证了民主政治简单多数所带有的毛病。至于说这是雅典的悲剧性罪行，这一点，斯东倒是说对了。
(15)、尤其像斯通所说的，雅典发生过三次政治上的“地震”——公元前411年，400人委员会统治了4个月；前403年，30僭主统治了8个月；前401年，30僭主的余部进行了反抗。在这三次“地震”中，死伤无数，让雅典人心有余悸。
(16)、公元前399年的一天，在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一个雅典人在监狱里面喝下了一杯毒酒，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个人就是苏格拉底，他为什么会被处死，他有没有可能不死？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通过探讨这些问题，从他的死去透视生命。
(17)、为什么我要提这件事呢？因为我要向你们说明自己得到坏名声的原因。我听到这个神谕的时候，心里暗暗地想，神的这句话能是什么意思呢？他这个谜应该怎么解呢？因为我知道自己没有智慧，大的小的都没有。那么，他说在人间我最智慧，是什么意思呢？他是神，不可能说谎，那是同他的本性不合的。我经过长期考虑，想出一个办法来解决问题。我想，如果能找到一个人比我智慧，那就可以到神那里去提出异议了。
(18)、我一个接着一个地考察人，并不是没意识到自己激起的敌意。我也曾为此悔恨、畏惧，但我不能不这样做，因为我应当首先考虑神的话。我心里想：我必须把所有显得智慧的人都访问到，把神谕的意义找出来。我对你们不能不说实话，公民们，我向你们发誓，凭着大神发誓，我看来看去，发现那些名气最大的人恰恰是最愚蠢的，而那些不大受重视的人实际上倒比较智慧，比较好些。
(19)、然而，恰恰就在这两个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迹之间发生了冲突，苏格拉底之死正是这种冲突的象征。
(20)、但最大的快乐还是花时间在那里研究每个人，像我在这里做的一样，去了发现到底谁是真智者，谁是伪装的智者。判官们啊！谁会失去大好机会不去研究那个率领大军对抗特洛亚城的人？或是俄底修斯？或是西绪论福斯？或者其他成千上万的人？不管是男是女，我们经常会提到的人。跟他们交谈、联系，问他们问题，将是最大的快慰。当然了，那里的法官是判人死刑的，因为住在那里的人在其他方面是比住在这里的人快乐多了，所以他们是永生不朽的。
(1)、答：概括说来，苏格拉底的哲学主要是种人生哲学，他把哲学从天上带到了人间，而这种人生哲学的核心又是政治哲学。
(2)、其实，人生就是一个去与向你不断逼进的死抗争的过程，人生的意义也在这一抗争的过程当中来展现和完成。别尔嘉耶夫说得好：人如果永远不死，那生命便没有意义。对于死的理解决定着个人一生的信念，也决定着个人赋予他的生活以怎样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说，死亡观恰好是人生观的核心，死亡哲学恰好是人生哲学的深化，因为恰恰是死亡之光照亮了生活的意义，构成了生存的条件，标示了事业的完成。死亡并不能理解为人生的一个消极的或否定的阶段，而是要理解为一个积极的或肯定的阶段。赫拉克利特说：“在我们身上生与死始终是同一的东西。”(13)黑格尔说：“生命本身即具有死亡的种子”、“生命的活动就在于加速生命的死亡。”(14)费尔巴哈说：“死本身不是别的，而是生命的最后的表露，完成了的生命。”(15)海德格尔说：“只要此在生存着，它就实际上死着”、“死亡是一种此在刚一存在就承担起来的去存在的方式”这反过来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希腊哲人的言论：“以正确的方式真正献身于哲学的人实际上就是在自愿地为死亡作准备”、“实际上终生都在期待死亡。”(17)从事哲学即是学习死亡。死亡问题不仅是哲学讨论的中心问题，更是哲学讨论问题的前提。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叔本华说：“死亡是给予哲学灵感的守护神和它的美神”、“如果没有死亡的问题，恐怕哲学也就不成其为哲学了。”(18)我们也可以明白：为什么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讨论的重大问题恰好只是死，为什么他的代表作叫《存在与时间》，为什么有人甚至称他的哲学叫“死亡哲学”。暂且撇开这么多的为什么，在他的存在论或者说死亡哲学中，至少有一点是确信不疑的：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把死接了过来，因此存在是死亡的开始，人是向死而生的，大可不必终日惶惶于死亡，只有死亡才能排除任何偶然和暂时的选择，只有自由地去就死，才能赋予存在以至高无上的目标。
(3)、而苏格拉底的行事风格更是树敌不少。苏格拉底经常走到街上与人讨论哲学。他用独特的“苏格拉底式对话”提问，步步使对方答案破绽百出。他认为：“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我对一切皆无所知。”他用这种方式揭露人们认识上的无知。但大多人讨厌这种被骚扰、最后逼迫承认自己无知的方式。以下是“苏格拉底式对话”的例子：
(4)、但是到了第三篇，即《克里同篇》时，他变得非常坚定，绝不同意逃跑；在最后一步，即《斐多篇》所记述的，他在临死的那一天里，表现得非常宁静坦然。这样，由忧虑到犹疑，到坚定，到坦然，便构成一个四部曲。
(5)、我们拿古希腊作个比方，大多数人都从事手艺、商业，还有一部分是比较出众的人，一是政治家，像伯利克里，一是艺术家，比如剧作家和诗人，还有一种就是哲学家，那么这几种人的关系如何？
(6)、苏格拉底对于整个世界哲学史意义非凡，堪称西方哲学奠基者。而苏格拉底之死，在西方历史文明中，更是一件大事，甚至可以与耶稣之死相提并论。苏格拉底之死体现了哲学与政治的巨大冲突，耶稣之死体现了宗教与政治的冲突。这两个冲突都是亘古未变的两大话题。这两种冲突，直到现在依然存在。
(7)、一天，苏格拉底看见一个人非常严厉地责罚侍从，便问他为什么如此对待仆人。那人说因为仆人好吃懒做又非常愚蠢贪婪。听了这样的回答，苏格拉底问道：“那么你考虑过没有，谁应该多受责打，是你呢，还是你的仆人。”
(8)、? 哲学家并不关心他的身体，而是尽可能把注意力从他的身体引开，指向他的灵魂。
(9)、答：民主有很多形态，主要有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参与式民主和代议制民主，大国的民主和小国的民主等等。古代的民主主要是直接民主，比如雅典，我认为它与多数人的暴政没有必然的关系，这涉及到我们对待民主的态度问题。苏格拉底对民主当然有很多的批评，但经过一番比较之后，我们会发现，它仍然是种最不坏的制度，我们只是要警惕它的弊病，比如多数人暴政的倾向，平庸化的倾向等等。但批评和反省并不意味着简单的否定。
(10)、? 现在看来，要否定灵魂不朽是极端危险的。如果死亡是一种摆脱一切的解放，那么它对恶者来说是一种恩惠，因为借助死亡，他们不仅摆脱了身体，而且也摆脱了他们与灵魂在一起时犯下的罪恶，然而实际上，由于灵魂是不朽的，因此除了尽可能变得善良和聪明以外，它不能逃避恶而得到平安。灵魂在去另一个世界的时候什么都无法带去，能带去的只有它受到的教育和训练，这些东西，有人说过，在人死后灵魂开始启程去另一个世界的时候是极端重要的，会给刚刚死了肉体的灵魂带来帮助或伤害。
(11)、苏格拉底：如果将军惩罚了敌人，奴役了敌人，战争中偷走了敌人的财物，或作战时欺骗了敌人，这些行为是否是非正义的呢?
(12)、"人们哪！象苏格拉底那样的人，发现自己的智慧真正说来毫无价值，那就是你们中间最智慧的了。"
(13)、他很欣赏伯利克里的情人阿斯帕西娅——美貌而富有才华，但止于欣赏而已。他始终不像有些智者那样收钱来教授知识，他曾经富裕过，还自己装备了盔甲，充当“重装步兵”，但是到了晚年，他一贫如洗，有时仅靠富裕的门徒，如克里同的接济来维持生活，因为他把全副精力投入到一种哲学的使命上。这是第一个德性：节制。
(14)、有人说，在伯利克里时代，苏格拉底决不会死。所以正是在民主衰落的时候，苏格拉底对民主的批评和反省就被看成是莫大的威胁，但雅典人仍然不是非让他死不可——毕竟，在他之前的阿那克萨哥拉没有死，在他之后的亚里士多德也没有死——只是想让他闭嘴，而苏格拉底宁死也不愿停止言谈，哲学对于他来说是神圣的事业、奉献毕生的事业，所以矛盾无法化解。
(15)、但是当领袖变得很糟糕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个煽动家、蛊惑家的舞台，而民众则像羊群一样随之而去。尤其让苏格拉底耿耿于怀的是，民主的统治并不是一个完全智慧的统治，而是多数的统治，但多数并不真正拥有智慧，而只是拥有意见，苏格拉底对流行的意见往往是看不起的，而他的很多谈话正是要对此作出反省和质疑，所以他从“知识即德性”的命题出发，希望在最重要的公共事务上，即政治事务上实行一种知识的统治和智慧的统治。
(16)、尤其像斯通所说的，雅典发生过三次政治上的“地震”——公元前411年，400人委员会统治了4个月；前403年，30僭主统治了8个月；前401年，30僭主的余部进行了反抗。在这三次“地震”中，死伤无数，让雅典人心有余悸。
(17)、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参加战争，他一般来说是个比较消极的公民，因为他更关心哲学而不是政治，更关心真理而不是各种政治上的意见；他不介入d派之争，这样也往往为双方所排斥。
(18)、通过与他人的比照，可以发现，对于人来说，死是独立的。也就是说，尽管每个人都必死无疑，但每个人的死都只能自己去完成，不能由别人来代替。死本质上只能是不可替代的“我”的死。死是世上最私有的东西，谁也帮不了谁，是和别人毫无关联的，因而是“最本己的可能性”。因为在死亡中，我们的实存被切断，这最能使我们有可能从死亡处境出发来认识实存的局限性，返归本原，达到本己，成为真人。所以雅斯贝斯说，体验死亡这一边缘处境和去生存是一回事，只要我们睁着眼睛迈进边缘处境，我们就成为我们自己了。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此在的可能性依借死亡而最为鲜明地绽露出来”、“死亡总只是自己的死亡”、“最本己的可能性是无所关联的可能性。”(38)因此，死亡是此在本身不得不承担下来的存在可能性。只有死亡才能使人自身个别化，从而本真地作为他自己而存在。只有在死亡这个时候，人才能真正把自己与他人、集体、社会完全分离开来，从非本真生存走向本真生存。海德格尔断言，死是此在的最本己的可能性，只有它才能把此在之“此”带到明处。为此，海德格尔提出“为死而在”、“先行到死亡中去”的著名论断。西方学者L.兰兹伯格在《死亡的经验》一书中指出：“死亡意识是同人的个体化齐头并进的，是同单一个体的确立齐头并进的。”(39)
(19)、哲学作为一种智慧可能是人类最好的创造，而这种“最好的创造”却可能成为“好的创造”——政治的创造的敌人。再好的社会，再好的政治比起个人来可能还是不够好，达不到极其优秀的个人所能达到的高度。正如我们说一支舰队的速度就是最慢的那只舰船的速度。
(20)、刚才我说到的两个奇迹，两个迄今没有逾越的奇迹，即民主的奇迹和哲学的奇迹，这可能是雅典提供给人类最好的东西，但恰恰是在这两个最好的东西之间发生了冲突，而苏格拉底就死于这场冲突，所以这不是一个单纯的褒贬问题，而是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这个在最高的层次上发生的悲剧，并帮助我们认识两者的性质。
(1)、其间，弟子们轮流探监，陪伴老师度过最后的日子。于是，便有了柏拉图记载苏氏狱中言论的那几篇著名的对话录。约摸一个月后，这位年已七旬的哲人遣退妻儿，在众位弟子面前饮下毒鸩，从容就死。 在苏格拉底一案中，一方是追求真理、舍身取义的伟大哲人，另一方则是以民主自由为标榜、被视为民主政治源头的雅典城邦。孰是孰非，谁善谁恶，不那么泾渭分明，感情上的取舍则成为一种痛苦的折磨，因而其悲剧色彩愈加彰显。
(2)、另外一个叫梅里亚的学者说，整个共和国或者说整个城邦对一个人展开了自卫，也就是说处死他是一个正当的行动，是正当的防卫；再比如法国的社会学家涂尔干也认为苏格拉底犯了个人主义甚至是反社会罪，这些是批评苏格拉底的观点。
(3)、即使不被审判，不被处死，他自然而然也会死，但他的死不是天然的，而是被人为中断的，哪怕只是比他的天年稍早一点。
(4)、另外我们说他不逃离可以说是一种抗议，但也可以说是一种感激，因为这毕竟是政治领域中最好的制度，虽然它有着很严重的缺陷，这毕竟是他母邦的制度，它在那里生活了70年，所以他不能不一方面在法律上服从，一方面在精神上反抗。甚至可以说这两者是一致的，即必须通过在法律上忠诚才能进行精神上的反抗——他必须对法律说“是”，才能对政治说“不”。
(5)、斯东所指出的第二个基本分歧是，苏格拉底将美德等同于知识，而苏格拉底认为真正的知识只有通过绝对定义才能得到，而要达到绝对定义是不可能的，因此美德和知识都是不能得到的，也是不可教的，这与当时雅典人的流行观念明显深有龃龉。斯东的感觉当然是对的，但认为美德和知识不能得到也不可教，从而动摇了雅典作为自由城邦的自治根基，则显然有些主观上的臆想与揣测。苏格拉底的确认为包括正义在内的一切美德都是知识或智慧，“因为正义的事和一切道德的行为都是美而好的；凡认识这些事的人决不会愿意选择别的事情；凡不认识这些事的人也决不可能把它们付诸实践；即使他们试着去做，也是要失败的”〔3〕。然而人类的认识都是从具体的现象世界开始的，随之成长起来的知识注定也是具体的、有限的，而要突破具体而有限的知识，苏格拉底的办法就是努力寻找一个共同的、普遍的绝对定义，柏拉图则是超越现象世界而进入到理念世界中去。无论怎样前进，都需要每一个具有自由意志的公民自己的努力。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肯定知识是每个人灵魂里都有的一种能力，在这个意义上，知识是不可教也不需要教的，因为没有人“能把灵魂里原来没有的知识灌输到灵魂里去，好像他们能把视力放进瞎子的眼睛里去似的”〔4〕。但是每个人都生活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世界里，有如被绑架在“洞穴中的囚徒”，灵魂中的知识能力总是囿于前见或偏见而不能改变方向，无法离开黑暗转向光明。这就需要一种灵魂转向的技巧，“即一种使灵魂尽可能容易尽可能有效地转向的技巧。它不是要在灵魂中创造视力，而是肯定灵魂本身有视力，但认为它不能正确地把握方向，或不是在看该看的方向，因而想方设法努力促使它转向”〔5〕。从这个方面来看，知识又是可以教并且也需要教的，只是被教的人并不是一个消极而被动接受知识而被视为接受教育的对象，而是一个自我灵魂时刻觉醒并反思着的成长主体，即一个具有自由意志的主体。因此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判断不仅没有削弱公民的自治能力，相反还由于其知识的展开最终必将取决于自由意志的成长，故而巩固了民主政治的自由或自治基石。
(6)、而苏格拉底的智慧是一种哲学的智慧，或者说是一种反省的智慧，苏格拉底在哲学方面的探索也是开始于对自然的探索。
(7)、我们要谈的第二个问题是他究竟遇到了什么样的麻烦以至被处死，也就是说，他究竟死于什么？是民主，还是法制，抑或是他自己？这里面到底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冲突？
(8)、在伯罗奔尼撤战争(431–404 BC)中雅典败于斯巴达，接着斯巴达亲近派组成的新政府统治雅典的约一年间，杀害与驱逐了大量的异见人士，试图废除雅典民主建立寡头政治。这个政权被推翻后，雅典用了很长一段时间去修理因战争与“劣等文化统治”留下的创伤。而曾亲斯巴达派的苏格拉底本来就不遭人们待见。
(9)、苏格拉底死了，而雅典人还活着，时光又过去了两千多年，一代代人死去了，现在我们还活着，那么苏格拉底之死告诉了我们什么呢？
(10)、问：雅典实行直接民主制，然而从理论上来说，这是一种相当费时费力的制度，那么雅典如何来保证民主的效率呢？
(11)、苏格拉底之死之所以是悲剧，不在于死于一些伪民主人士和一些心胸狭隘的小人之手，而在于死于不理解他的一片苦心的正直善良平庸的雅典同胞之手，他们将经历过寡头政治灾难的雅典城邦及其民主政体视为自己的孩子，却不知这孩子已重病缠身，作为父母的雅典公民讳病忌医，对苏格拉底这一良医恩将仇报、痛下杀手。可以说，普通的雅典公民与至死不愿离开母邦的苏格拉底在爱国上没有什么不同，但在如何爱上是有距离的，这段距离是导致苏格拉底之死悲剧性的深刻原因。
(12)、那么，是不是苏格拉底自己想死？比如色诺芬就推测他是不是因为晚年的病痛而想一死了之，当然这比较肤浅一点，尼采则说：“苏格拉底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他想要死亡。
(13)、在此，我还是想通过哲学与政治的关系来谈这个问题，因为这比较直接明显——苏格拉底是个哲学家，但在政治上却被判处死刑。
(14)、苏格拉底原为雕刻匠，后来倾心于教育研究，并以培养青年的完善道德为己任。他主张有知识的人才具有美德，才能治理国家，强调“美德就是知识”，知识的对象是“善”，知识是可敬的，但并不是从外面灌输给人的，而人的心灵是先天就有的。把人的先天就有的、潜在的知识、美德诱发出来，这就是教育。他还首先发明和使用了以师生共同谈话、共商问题、获得知识为特征的问答式教学法。
(15)、因为正是死对生命的意义构成了最大威胁和根本挑战。于是，死的独立性成为一条最高的原则和理由，要求人必须好好地筹划自己的生活，使之更加紧张、深刻、积极和充实。有了死亡意识，人就能获得人生的整体观念和有限观念，体悟出人生的有限性和短暂性，明确树立起自己生命的端点意识，把自己的生命如实地理解为一条有始有终的线段。有了死亡意识，人就能对自己的人生做出合理切实可行的总体筹划，萌生出一种生活的紧迫感，从而双倍地享受和利用自己的有限人生，把自己的生命安排得更加紧张热烈。死亡的惟一性彰显出生命的内在价值和紧迫感，使每个人尽可能地去爱惜并享受自己的生命，使单个人从芸芸众生中分离出来，从日常共在的沉沦状态中超拔出来，走向超越的精神追求，使人为生命寻求高于生命本身的意义和根据。费尔巴哈说：“正是因为我们明天就要死去，所以，我们不愿意在今天就大吃大喝，直到死了为止；正是因为我们不会永远活下去，所以，我们不愿意……在‘吃喝嫖赌，杀人放火’中虚度年华，不愿意由于愚蠢和恶行而使我们的生活更为苦恼。”(40)
(16)、? 我的受审就像一名医生受到一名厨师的指控，而那个法官是一名儿童。如果那个厨师用这样的话来指控他，想一想在这样的情景下这个医生能做出什么样的辩护吧：儿童法官，这个家伙给你们带来了种种伤害，他用外科手术和烧灼术杀死你们中最年轻的，用饿肚子和窒息的方法迷惑你们，给你们吃苦药，迫使你们又饥又渴，而我却曾经给你们提供过大量的、各种各样的甜食。你认为在这样令人绝望的处境下，那个医生还能说什么呢？如果他说真话，噢，孩子啊，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健康，你认为在这个时候，这样的法官会怎样喊叫？他难道不会大声喊叫吗？
(17)、另外一个叫梅里亚的学者说，整个共和国或者说整个城邦对一个人展开了自卫，也就是说处死他是一个正当的行动，是正当的防卫；再比如法国的社会学家涂尔干也认为苏格拉底犯了个人主义甚至是反社会罪，这些是批评苏格拉底的观点。
(18)、我们说死亡是生命的一个事件，还有这样一个意思：不用等最后一刻来临，死亡早就在我们的生命中存在，每一天，我们既在生活又在死亡，我们的身体在不断吐故纳新。
(19)、我们可以看到，在阿里士多芬的《云》里，苏格拉底被描写为一个胡说八道的、别出心裁的、教儿子反对父亲的、诡辩的人。又比如用亚西比德的话来说，世俗所艳羡的东西都不在他的眼里。
(20)、他也极少睡眠，在《会饮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喝了一夜酒，当别人都睡得东倒西歪的时候，他起身去河里洗了个澡就又去找人聊天了。也就是说，他有一种独特而简单的生活方式。
(1)、有时候，他在集市上看到琳琅满目的商品，便会对自己说，没有这些东西我照样生活。而且他的生活很有规律，所以他逃过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的两次瘟疫。
(2)、但他后来对民主制也有了越来越多的批评，雅典的民主兴起于公元前6世纪，鼎盛于公元前5世纪，而衰落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即公元前5世纪的末叶，而苏格拉底本人的一生恰恰经历了民主制度由盛转衰的过程，所以有人说他并不是对民主知道的太少而是太多。
(3)、在执行死刑的那一天，傍晚时候，看守端来一碗用毒芹草熬制的毒酒，苏格拉底想洒点酒到地上祭奠神灵，但看守说这酒刚刚够致死的量，于是苏格拉底就平静地喝下了这杯酒。
(4)、只是到了近代，在西方以一种雷霆万钧之势裹挟全球，把整个世界纳入全球化体系之后，我们才看到西方文化的源头主要有两个，以城市来说，一个是雅典一个是耶路撒冷，或者说，有两个人处在开端，一个是苏格拉底，一个是耶稣。
(5)、至于不同点，苏格拉底毕竟是在朋友的簇拥下死去的，在死的过程中也没有很多痛苦，而耶稣是在屈辱中被钉在十字架上死去的等等。我们现在暂且不谈这两种死亡的比较以及苏格拉底之死的意义和影响，而是想谈他死的原因。
(6)、还有一次，公元前403年，当时雅典战败，成立了一个三十人的委员会，史称“三十僭主”，他们要求苏格拉底和另外四个人去逮捕一个支持民主的富有公民莱翁，其他人都不敢违抗，只有苏格拉底拒不执行，回家去了。
(7)、我们可以看到，在阿里士多芬的《云》里，苏格拉底被描写为一个胡说八道的、别出心裁的、教儿子反对父亲的、诡辩的人。又比如用亚西比德的话来说，世俗所艳羡的东西都不在他的眼里。
(8)、而与耶稣同时被处死的两个小偷，就连他们都看不起耶稣，不愿跟他说话，而他的死在当时的人看来也不过是个小的宗教派别的领袖死去了，似乎很快也会一笔勾销。
(9)、为了了解事情的起因，首先我们必须清楚，在苏格拉底为人类的知识进步作出艰苦卓绝的努力时，雅典的政治状况是什么样子的。苏格拉底被处死时已年逾终其一生他都在告诫人们莫要虚度年华，浪费生命—把过多的时间花在空洞的快乐和虚无的胜利上没有意义，为了满足短暂的虚荣和一己的私欲而挥霍神明的恩赐更是不智。他坚信人具有崇高的命运。他的理论打破了旧哲学体系的界限，甚至比普罗泰戈拉走得更远。普罗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则教导人们，“每个人心中的自我才是衡量万物的标尺，塑造命运的不是神明，而是我们自己”。
(10)、即使不被审判，不被处死，他自然而然也会死，但他的死不是天然的，而是被人为中断的，哪怕只是比他的天年稍早一点。